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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被認為是中國電影產業的轉折之年，中國電影票房在這一年結束連續超過10年每年將近30%的增幅，回落到10%以內；很多被寄予票房厚望的電影在市場上折戟沉沙，未能達到預期。
日前，由中國電影傢協會主辦，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中國影協理論評論委員會共同承辦的《2017中國電影藝術報告》發佈暨中國影協理論評論年會在京舉行。
《2017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縱觀2016年的電影產業，可以發現電影表達向主流價值觀靠攏、IP退潮市場更呼喚優質創作、觀眾分化推動電影風格多元等特點，而這些特點都指向一個結論——質量之外的元素對電影市場的影響大大降低瞭，觀眾需要更優質的電影已經成為共識，中國電影的中心在從市場向創作轉移。
《湄公河行動》海報
電影表達向主流價值靠攏
2016年不論商業電影還是藝術電影，都更加註重在主題表達和敘事呈現方面的價值觀陳述向主流價值靠攏。在這方面，年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湄公河行動》。《湄公河行動》能夠產生熱烈的市場反應和良好的口碑評價，首先來自於影片達到瞭符合商業類型規則的創作和制作水平，它首先是一部沒有硬傷的高標準的類型電影。而《湄公河行動》的成功，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於對主流價值觀的現代闡釋。影片證明塑造瞭一群不畏艱險、不怕犧牲、有情有義、忠於使命的禁毒警察形象，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表達瞭對國傢榮譽、國傢安全的忠貞。這種證明的價值觀，過去常常被看作是一種主題意義上的“主旋律”。當某些自稱主旋律的影片不被廣大觀眾認可的同時，這部電影的主旋律卻得到瞭觀眾的認可，原因在哪裡？
高剛等人之所以跨境執法，是因為13名中國船員被害，也是因為金三角的毒品對他們的親人和普通老百姓帶來瞭傷害，因此他們的英雄行為代表的不僅僅是抽象的國傢，更是這個國傢之中具體的公民。在這部影片中，國傢是由普通人所構成的國傢，主角的英雄主義不僅與抽象的榮譽有關，更實實在在關乎每個公民的安全和尊嚴，甚至與他們自己的親人、戰友的被害和犧牲有關。因而，電影的英雄主義、愛國主義與每個個體的身份認同、國傢認同聯系在瞭一起，觀眾從這些英雄身上感受到瞭國傢的力量。
《報告》指出，《湄公河行動》的成功說明，真正的主旋律不應該是“我說你聽”的單向度說教，也不是脫離大眾精神需求的概念灌輸。真正的主旋律應該是與大眾的價值觀認同息息相關的，是大傢能夠、願意、渴望，分享、共享的價值體系和情感態度。“在這部影片中，愛國主義不僅僅是我們過去經常強調的人人愛國傢，更是這個國傢會愛人人。也隻有當國傢愛人人的時候，她的每一個公民才會為這個國傢感到驕傲、自豪，深深地愛上並且維護國傢的榮譽”。
IP退潮更呼喚優質創作
從2015年“IP元年”開始，根據互聯網IP改編的電影就成為市場上的一股洪流，裹挾著粉絲效應收割著票房。然而進入2016年，所向披靡的“IP改編”面臨嚴峻的挑戰，暑期檔票房的零增長成為IP潮落的典型註腳。《盜墓筆記》、《夏有喬木雅望天堂》、《微微一笑很傾城》、《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裡》、《爵跡》等紛紛擠進瞭以青少年為主要觀影受眾的2016年暑期檔，結果除瞭《盜墓筆記》勉強超過10億元以外，其他的IP電影在口碑和票房雙方面都差強人意，有的甚至是一敗塗地。這說明觀眾和市場對於IP電影變得越來越冷靜和理性，他們不再會看見IP就掏錢，而是對電影的創作質量提出瞭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當市場熱潮退卻之後，符合商業規則和藝術規律的IP電影才能成為中國電影的常規力量。
《七月與安生》海報
《報告》認為，IP電影熱潮退去，原因在於不少影片隻註重IP本身的粉絲群體特征，對IP身上附著的“情感眾籌”的特征缺乏分析，無法從中總結出一套符合需求的類型規則和故事形態。更有甚者，有的電影的創作模式低級模仿，敘事方法矯情，人物刻畫呆板，影像風格膚淺，故事情節陷入新的套路化，缺乏人性表達的細膩和敏銳，也缺乏藝術洞察的深度和新穎，有的作品甚至就是粗糙的急就章，體現出溢於言表的急功近利。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2016年有一些根據文學改編的電影，比如《七月與安生》、《黑處有什麼》、《八月》等，體現瞭從容、細膩、探究的藝術態度和人文情懷，反而在整體走低的市場上為青春題材在藝術電影領域開辟瞭一方新天地。
《報告》分析指出，文學改編在漫長的創作實踐中，已經形成瞭成熟的創作經驗並積累瞭豐富的失敗教訓，各種研究和眾多經典文本已經為文學改編提供瞭堅實的判斷和評價基礎，而互聯網IP的改編作為新生事物，無論創作生產者還是研究人員，都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研究。“IP改編本身沒有對錯，但是IP改編並不能保證電影創作的成功。IP有價值，但必須從一個成功的IP再創造為成功的電影，IP價值才能得到實現。任何IP改編上的偷奸耍滑、急於求成的方式，都是揠苗助長、飲鴆止渴。如何將互聯網文本改造為成功的電影文本，這還是一道IP改編的難題，需要更多的創作實踐去回答。”
《我不是潘金蓮》海報
觀眾分化推動電影風格更多元
前些年，由於電影的急速擴展，大量缺乏電影觀看經驗的“新觀眾”特別是“網生代”觀眾進入瞭電影消費，“小鎮青年”、“網感”、“搞笑”、“逆襲”等似乎成瞭電影觀眾的共性。然而，當觀眾的觀影經驗越來越豐富，他們的觀影訴求也會越來越高，而且他們觀影多樣性的特征也會越來越突出，這反過來也推動瞭中國電影創作風格的多元化。
縱觀整個2016年，“爆款”、“黑馬”電影越來越少，但分眾化、差異化的電影觀眾卻越來越普遍。已故導演吳天明從傳統手法創作的紀實風格電影《百鳥朝鳳》在超長放映周期中收到瞭超過7000萬元的票房；精致細膩的情感題材電影《七月與安生》票房超過1億元；馮小剛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贏得瞭極大的關註；而《路邊野餐》、《塔洛》、《長江圖》等小眾藝術電影也獲得瞭一定的市場空間……《報告》分析稱，這些可喜的現場不僅展示出中國電影創作的多樣態趨勢，也見證瞭市場的成熟和觀眾對於電影藝術的多樣化需求。
《百鳥朝鳳》海報
但是，《報告》中也指出，2016年尾更多的風格化電影留出瞭創作空間和市場空間，並不意味著電影觀眾已經完全成熟，更不意味著國產的藝術電影、風格化電影已經達到瞭很高的水準。《報告》揭露瞭中國電影市場上的怪現象，就是假借藝術電影之名招搖撞騙——“一些電影創作者和出品人，動輒以藝術電影自居，好像隻要一拍藝術電影就有理由埋怨影院不排片，埋怨觀眾趣味低。但是，藝術電影並不是 好電影 的同義詞，許多既缺乏藝術創新度也缺乏思想穿透力，甚至制作粗糙、觀念陳舊、表演業餘的作品，假借 藝術電影 之名招搖撞騙。還有一些藝術電影，缺乏極致感和共享性，缺乏視聽的沖擊力，觀眾完全沒必要花幾十塊錢、克服交通困難去電影院觀影，他可以通過電視媒介、網絡媒介這些更加經濟的方式去接受這些不必在影院觀看的電影，而不會有明顯的審美缺失。”
（本文刊於《北京晨報》2017年7月25日B03版，原標題為：中國電影重心在從市場向創作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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